周恩来夫妇情书:澡要常洗,回来检查

周秉德至今还记得那次中南海春藕斋的周末舞会。

“伯父风度翩翩,只要他一到场,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。”伯父微笑着揽住她的背,踩着音乐旋转在舞池。“跳得还行,你乐感可以。”听到伯父的夸奖,小秉德兴奋得有点飘飘然,可马上伯父却略带歉意地说:“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,让别的同志跟我跳,看好多人在排队。”望着伯父和别人跳舞的背影,看到排着长队的人群,小小年纪的周秉德突然明白:她这个伯父不仅是属于家人的。

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最大的女儿。自12岁住进中南海,周秉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。周恩来夫妇无嗣,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。但周秉德一向处事低调,虽然她曾任中新社副社长,又是全国政协委员,但身边几乎没人知道她的特殊身份。

回忆起那段红墙之内的童年岁月,周秉德觉得那真是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。当时最让她兴奋的是,早年间只能在照片上见到的毛主席,到这里竟成为了她的邻居,就住在周家隔壁。

1949年夏天,12岁的小秉德生平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,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。亲侄女来到身边,周恩来和邓颖超自然万分疼爱,他们把这个漂亮的小姑娘俨然当成了自己的女儿。小秉德从此也开始了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里长达15年的生活。

周恩来日理万机,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家。他总是来去匆匆,走路特别快,卫士比他年轻得多,跟着他都得一溜小跑。周秉德和他见面最多的时间是在饭桌上。偶尔有机会和他一起散散步,逛逛公园。工作之余,为了让伯伯散散心,周秉德有时候和他一起唱歌。她说周恩来最喜欢唱“洪湖水浪打浪”,还很喜欢海棠花。西花厅后院种了十几棵海棠,每逢春天满院海棠盛开,十分漂亮。

上世纪50年代,正逢留学苏联的热潮。初中刚毕业的周秉德聪颖优秀,本来可以选择当时绝大部分高级干部子女所走的道路:高中毕业后赴苏联留学。但看完前苏联电影《乡村女教师》,她却热血沸腾,当下做出了一个让周围人大吃一惊的决定――报考中等师范专科学校,做一个电影中瓦尔瓦娜那样的农村教师。那时的周秉德只有15岁。

“当时老师同学们都很惊讶,劝我好好考虑自己的前程。我回到西花厅向七妈(邓颖超)说了自己的想法,她反而立即表示支持,在饭桌上不断地鼓励我。伯伯一直埋头吃饭没有吭气,只默默地听着我们的对话。七妈问他说:‘你怎么不表态?’伯伯说:‘她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。你也说,我也说,不是压力太大了吗?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。’”

后来回想起来,别人告诉周秉德,其实周恩来心里肯定还是想让她读完高中念大学,但他又不能明确地说出来,因为他一发言就会成定论。“伯伯其实也在观察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,他从来都是要求我独立思考,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。”

师范学校毕业后,周秉德被分配到离北京城20里外一个小学做老师。但3个月后,她就被抽调去搞运动了。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无休止,以致她几度想再上大学的计划都被完全打乱了。周秉德笑了笑说:“我的青春大好年华,几乎全在运动里度过了。”

谈起伯伯和七妈的爱情,周秉德拿出周恩来和邓颖超那张甜蜜的20年代合照,她感慨地说:“看看他们俩,多好啊!七妈告诉我当时用这么亲密的姿势拍照,就是一种革命了。”周秉德还记着伯伯和七妈之间那些浪漫的通信。

当时周恩来在苏联,邓颖超给他写信说:

“来:带给你的水仙花和家书一封,想已到达,阅后有何感想?你忙得怎么样,觉要多睡,酒要少喝,澡要常洗,这是我关心惦记的,回来要检查哩。”

“超,西子湖边飞来红叶,竟未能迅速回报,有负你的雅意。忙不能作借口,这次也并未忘怀,只是懒罪该打。”

1951年3月23日,邓颖超写道:

“不像情书的情书,给我带来了喜慰,先寄语桃、李、海棠,善备盛装迎接主人呀。”

当时邓颖超在杭州,周恩来在北京。周恩来3月31日回信:

“昨得你23号来信,确实写得不像情书,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,我当时戏言,俏红娘稍带老情书,结果红娘走了,情书依然未写,想见动笔之难……”

周秉德笑着感慨:“是不是没想到,周恩来也是个浪漫的人吧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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