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日英雄张自忠为何被质疑为汉奸

张自忠(1891.8.11-1940.5.16),字荩忱,汉族,山东临清唐园村人。以中华民国上将衔陆军中将之职殉国,牺牲后追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,著名抗日将领,民族英雄。

2010年6月11日,北京蓝靛厂,87岁的张自忠之女张廉云接受口述历史作者周海滨访问

张自忠(1891.8.11-1940.5.16),字荩忱,山东临清唐园村人。以中华民国上将衔陆军中将之职殉国,牺牲后追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,著名抗日将领,民族英雄。

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,张自忠奉命留守北平与日军周旋,这8日的个中细节,外界不明所以,故有张将军为以死表清白,才以身殉国之说。通过资料,张自忠之女张廉云向笔者披露:那8天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1940年5月16日16时,“一战于淝水,再战于临沂,三战于徐州,四战于随枣,终换得马革裹尸还,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殉国”的张自忠将军一生的传奇戛然而止。

当时国内有张将军是以死表清白的说法,因1937年发生了两件事:4月,张自忠率冀察国外旅行团访问日本;7月28日,张自忠奉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等职留守北平,这两件事当时曾经使舆论对张自忠产生了很大的误解,甚至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致电国民政府,要求将张自忠明正典刑。

张廉云|口述  周海滨|撰述

七七事变爆发时,父亲正因病在北平家中休养,当时宋哲元军长尚在山东老家,父亲就抱病与日军进行交涉。7月11日宋哲元到了天津,14日父亲赶到天津去见他,然后奉命在天津继续与日军交涉。7月19日宋哲元返回北平。23日父亲在津对记者发表谈话,表示“自信爱国尤向不后人”。7月25日父亲奉宋哲元召,于下午五时乘平榆(北平-榆关,榆关即山海关)四次列车离开天津,当晚七时半抵北平,秦德纯(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)和石友三(冀北保安司令)等到车站迎接。下车后,父亲即赶赴西城武衣库(现政协礼堂南面)的宋宅见宋哲元,然后到东城铁狮子胡同的进德社出席冀察要员会议。26日发生了广安门事件,日军向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。7月27日宋哲元严词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,并通电全国,表明了“自卫守土”的决心。

7月28日凌晨,日军从北平南北两个方向向二十九军发动了全面进攻。二十九军在南苑作战失利,赵登禹、佟麟阁两将军殉国。下午,宋哲元、秦德纯、冯治安(三十七师师长)、张维藩(二十九军前参谋长)和我父亲五人在进德社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,最后做出决定,宋哲元奉蒋介石电令移驻保定坐镇指挥,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,北平城内仅留下独立二十七旅和独立三十九旅。

宋哲元命我父亲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、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,父亲本不愿留在北平,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,但在宋哲元的一再坚持之下,父亲最终同意留在北平,“维持十日”。

当晚,父亲告诉张克侠(二十九军副参谋长)下午二十九军首脑会议所作决定,并让他通知从南苑撤到城内的部队赶快离开北平去追赶大部队,同时致电李文田(三十八师副师长)表示:“我等受国大恩,不为不重,现在为我辈报国之日,兄负责保守北平,后事已有遗嘱交舍弟亮忱(我叔叔)主持,天津由弟负责指挥,津郊部队及保安队负责守备,不惜一切牺牲,与敌周旋。”

29日下午,父亲先后到冀察政委会和北平市政府就职,并召开会议,研究北平的治安、金融和粮食问题。另外,宋哲元到了保定之后,依然通过电报和电话与我父亲保持着联系。

在留守北平期间,父亲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,将阵亡者予以安葬,对没来得及撤离的29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,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,返回故乡。

7月31日,驻北苑的独立三十九旅被日军缴械。 8月1日,父亲在得知此消息后,感到情况不好,马上召见北平城内的独立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及该旅两团长,要他们迅速突围。当晚二十七旅便撤离北平城,突破日军的包围后,经昌平、阳坊抵延庆。当日,父亲也试图率手枪队离开北平,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截击,只得返回城内。

8月3日,父亲以“离职不在北平者太多”为由,将秦德纯等八位冀察政委会委员开缺。8月4日,父亲任命张允荣等八人为冀察政委会新聘委员。 8月5日,父亲便致函冀察政委会常委,声明“辞去代理职务”,随即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。就这样,父亲在北平先后一共维持了八日。

过去有人说过,父亲的牺牲是因曾被误解,受到耻辱,而以死来表清白,一定要牺牲在战场,现在还有类似的说法,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。我把我了解的情况及我的认识,叙述如下:

父亲当年在平津时期,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情,访问日本和留守北平都是奉命而为。当年的民众和媒体都是非常爱国的,迫切要求与日本一战。那时我还是小孩子,就怕做亡国奴,七七事变后,当听到二十九军的战士英勇守卫卢沟桥,我们都热血沸腾。媒体和民众当时对我父亲的误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但父亲出生在孔孟之乡的山东,自幼受传统道德的教育,后来在冯玉祥先生的西北军中受到了真爱民、不扰民、身先士卒、誓死报国的教育。受到误解,对于这样一位山东硬汉来说,确实是极大的伤害,但是他不会只为洗刷个人的屈辱而求一死,以示清白。这一点,从父亲的话语、信件中,也可见一斑。

1939年8月,父亲到重庆述职,对前来采访的《时事新报》记者表示,“我每次作战,都以‘必死’自誓,同时亦以此告诫部下,以往诸战役,如临沂之攻击、潢川之防御、京钟路之会战以及敌人所谓‘五月攻势’等大小数十战,莫不赖此而转危为安。” 我军在各方面都远逊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,在这种情况下,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是父亲指挥部队作战的一种方式。

1940年5月,父亲在东渡襄河之前,给五十九军诸将领写了一封信,其中讲:“国家到了如此地步,除我等为其死,毫无其他办法,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,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,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”,这就是父亲当时的心迹。

就是这样,每当战况紧急,父亲便抱着必死的决心指挥部队。父亲每次出去作战都会留下遗书。父亲有一个副官叫朱增源,父亲牺牲以后,一位朱副官就在重庆北碚守墓守了十年。朱副官讲,只要是一打仗出去,父亲就留下遗书,等着回来就一撕一烧就完了。(张自忠外孙车晴先生对此文亦有帮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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